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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葆忠:見證“9人小組”的堅守與開拓

    發布時間: 2020年01月07日瀏覽次數:

    采訪時間:2019年6月13日

    采訪地點:北京昌平寓所

    人物小傳

      于葆忠,1930年4月出生,1946年參加革命,1954-1958年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煤炭工業專業,畢業后分配到山東省計劃經濟委員會工作。1964年調入北京,在中國人民銀行下屬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從事保險工作。文革期間,國內保險業務停辦,成立“9人小組”處理留守業務,維系民族保險血脈,于葆忠是“9人小組”副組長。1972年保險機構恢復后,歷任人保駐倫敦代表處代表、香港中國保險港澳管理處主任等職務,1995年離休。

    從革命前線到保險陣地

      問:于老,您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后來是怎么加入到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工作的?

      于葆忠:我是1946年在黑龍江密山縣老家參加革命工作,1954年從沈陽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山東省計劃經濟委員會工作。

      1964年,為了加強對外工作,中國人民銀行從全國各地調入30多人,分配到外事部門。我調入總行,再由總行分到人保公司國外業務處工作。當時人保公司下設“三處一室”,即國外業務處、再保處、海外機構管理與會計處、辦公室(含人事管理)。總公司在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幾大口岸設有分公司,在梧州、廈門、連云港、秦皇島等地設有支公司。

      國外業務處主要辦理進出口貨物和遠洋船舶保險,任務有展業、承保、驗損勘查、理賠,有制訂保單、條款、費率,有對下級分支公司業務指導和管理等。業務處還下設北京營業部,主要負責北京市各外貿公司的進出口業務,以及駐京大使館的保險。

      我分配到業務處后任副處長,協助王永明處長工作。我是保險戰線一名新兵,一面工作一面學習,銀行開辦外語學習班,公司也安排了業務學習,請保險學者講課。那一陣我負擔很重,在工作之余惡補業務理論知識和英語。除了業務工作,當時公司領導也要求我負責處內政治思想工作,也就在處內為加強團結、老同志相互合作以及青年同志教育等做了努力。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公司卷入運動中,我也很快就靠邊站了。

    “9人小組”維系民族保險業血脈

      問:文革期間,保險業務受到重創,幾近停辦,是“9人小組”維系了保險業務的存續,請您回憶一下“9人小組”是在什么情況下成立的?

      于葆忠:“9人小組”成立的歷史背景很復雜,我只能將我所了解的情況做一些回顧,供參考。“9人小組”是1969年成立的,之前國務院下屬幾十個部委,精簡到十幾個部委。財政部與人民銀行合并成一個單位,由財政部軍管會統一領導,在軍管會下設財政和銀行兩個大組,在兩個大組之下,設立若干業務組,銀行國外業務組就是業務組之一,國外業務組下設保險小組,就是“9人小組”。保險小組對內管理原有的國內外保險機構和經營保險業務及再保險業務,對外沿用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名字。

      問:“9人小組”的名單,您還記得嗎?是如何開展工作的?

      于葆忠:9人名單是人民銀行代表當眾宣布的,組長姜云亭,是海會處副處長,由江西調入;副組長是我,由山東調入;另一位副組長徐文智,是海會處大學生。組員有再保處老專家王仲石,大學生劉恩正;國外業務處大學生劉薇、叢澤茲和徐振彬,老同志王淑梅,其中幾位大學生已經有5、6年工作經驗了。另外,還有周慶瑞、羅烈先等協助“9人小組”工作。這個小組包括各業務部門人員,比較均衡地照顧到各方面,這也反映了當時運動形勢,中青年們代表未來的希望。未在名單之內的保險公司同事,除了老病人員之外,原則上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進行再教育。

      “9人小組”成員在認真參與政治學習的同時,還要做好自己的業務工作,保證保險業務正常運行。小組成員白天做業務,晚上開會學習,及時完成了承保、理賠、分保、對外聯系等各項任務。我們也要外出展業,如每年按時參加春秋兩季廣交會,與參會的外貿進出口公司、遠洋公司保持業務溝通,接待英國經紀人及越南、朝鮮的國家保險公司領導來訪。在文革中,我們還要去各分公司調研。我到過廣州分公司、天津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了解情況,與中國銀行當地分行商量解決一些困難,如辦公用房不足等。

    1970年參加“廣交會”

      問:作為“9人小組”副組長,您認為“9人小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了怎樣作用?

      于葆忠:我認為在那種情況下,設立“9人小組”是不二的選擇,也可以說是最好的選擇,這是由當時客觀形勢決定的。“9人小組”的存在,說明保險公司不能撤銷,保險業務是砸不亂的,對外保險業務有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必要。

      1959年決定停辦國內保險業務,已經在經濟上造成嚴重損失,如果在十年后又要停辦對外保險業務,把保險業務全部停辦,連根拔掉,勢必造成更嚴重的損失。

      保險是一種社會保障,當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因各種災害造成了損失,有保險就能獲得經濟補償,渡過困難。保險是社會的穩定器,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9人小組”不是孤立的存在,國家非常重視保險的存在和發展。在文革運動中,當有人提出要“砸亂保險”時,周總理及時作出指示:保險不能停辦,保險也是對外聯系的渠道,敵人要孤立我們,我們不能自己孤立自己。

      有了總理的明確指示,有銀行各級領導的直接關心和幫助,我們所有困難都能克服。保險小組得以順利延續,直到1972年正式恢復保險公司機構,陸續從“五七”干校調回保險領導干部和專業人員,保險公司系統逐步走上正常經營軌道。“9人小組”堅持了保險公司的存在,沒有他民族保險業就全部停辦了,血脈就斷了;有了他,保險業在即將要消亡的過程中,又有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起色。正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

    遠赴倫敦開展保險工作

      問:您1972年初去了英國倫敦,作為人保公司首次派出去的代表,請給我們介紹下您在英國工作的情況。

      于葆忠:我除了擔任人保駐倫敦代表外,還兼任中行倫敦分行襄理。在倫敦有兩方面的工作,其一,協助經理分管銀行信貸管理的工作,當時銀行信貸部門的經理是一名老華僑,夏承志先生,英語好、業務熟、善交際、很友好,也很愛國,對我們派出人員很熱情。在銀行業務工作上,我們一起走訪客戶,了解客戶的經營情況、有什么困難、還貸能力、有無拖欠、有無進一步要求等。在走訪中了解了很多民情,特別是華人情況,當地華人多為普通民眾,少有大客戶,中國銀行與他們關系較好,他們愿意把錢存到中國銀行。中行信貸規模小,額度較大的都由經理來決定放貸。這就是我在借貸部門的日常工作。

    1973年在倫敦接待到訪的銀行保險代表

      另一方面,保險業務的任務較重,事項較多,諸如:加強與當地保險商經紀人交往,鞏固老關系,建立新關系;走訪一些大機構,如勞合社、船舶協會、保險學會,了解保險市場交易、分保條件、費率變化、保險條款修改變更,催收賬款,到倫敦以外的地方勘查、驗損,以及總公司臨時交辦事項等。

      郭德純同志與我同時派駐倫敦,協助我的工作。分行從領導到一般同事對我們幫助很大,對開展保險工作非常重要,這一點我始終銘記在心。

      我在1974年中調回北京后,下放“五七”參加勞動接受再教育。1976年中調回人民銀行總行,先后在計劃局、基建司、金融管理司任副處長、處長、副局長等職務。

      1984年總行決定調我赴香港工作,接替秦道夫同志,組建中國保險港澳管理處,在香港工作了十年。1994年奉調回北京,1995年2月正式離休。

    1989年出席香港民安保險創業40周年慶

    祝福中再寄語未來

      問:作為再保險行業老前輩,您對中再的發展和中再人有什么期待和寄語?

      于葆忠:首先我們中再新一屆領導班子很好,緊跟中央戰略部署,在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和精準脫貧兩大攻堅戰上取得成效,“一帶一路”業務也抓得很緊、很好。

      其次,我認為再保險公司是人才密集和資金密集型的公司,這是我們再保險的兩大優勢。如何發揮兩個優勢是公司研究的重點課題,希望公司抓緊、抓實、抓出更大效益。

      第三,青年是我們國家的未來,也是我們中再的希望。在此,我借用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文中幾句話作為贈言,愿與青年同志共勉:要做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人很難,做這樣的高人更難,我們要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精神造就自己、奮勇前進。

    2019年與老伴歐陽天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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